[内容摘要]巴里·布赞在对前人的理论进行坚持的基础上，深刻的反思了它的不足与缺陷。他对英国学派的三个主题：国际社会理论的核心命题、国际社会的价值取向与主要制度以及未来的研究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整合与改造，使它的内涵更加深刻，外延更加宽广，主题更加富于时代特色，从而使英国学派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关键词]巴里·布赞 英国学派 国际社会思想

巴里·布赞，当代西方杰出的国际关系学者，英国科学院院士，伦敦经济学院教授。他于1973年取得博士学位，曾任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丹麦哥本哈根和平与冲突研究所安全项目部主任，英国国际关系学会主席。他一生著作颇丰，曾先后发表过五十余篇学术著作，以其在国际安全、军备控制与国际关系理论等诸多领域的突出贡献而享誉于世。他的代表作有《从国际体系到国际社会》(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StructureRealism and Regime Theory Meet the English Schoo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ume 47,Issue3, Summer 1993, pp.327-352)、《从国际社会到世界社会》(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International System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with Richard Little)、《人民、国家和恐惧：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安全问题》(People,States and Fear: 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3) 等。在所有的成就中，布赞最为突出的贡献是他对国际社会思想的重新解读。作为英国学派的第三代领军人物，他专注于用这种学派的核心概念与研究方法对国际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他进一步发展了英国学派的核心思想，拓宽了它的研究领域，深化了它对国际社会的价值取向及其制度保障的分析，从而在理论与实践上使英国学派迈出一大步，最终奠定了其在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位。[1]

对国际社会核心思想的再阐释

英国学派取理性主义为基底，在综合现实主义、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三种国际关系理论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互有联系的以国际社会为核心的三个关键概念：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来建构国际关系的整体图景，对这三者之间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阐释也就成为了国际社会思想的核心内容。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是英国学派中较早出现的概念，对它们的研究也相对成熟，其中布尔对两者的定义及其相互关系的解释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他认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有足够的交往，而且一个国家可以对其他国家的决策产生足够的影响，从而促成某种行为，那么国家体系或国际体系就出现了。”而“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他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国际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建构共同的制度，那么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在两者的关系上，布尔认为国际社会以国际体系为自己存在的前提，但国际体系却不必然以国际社会为自己存在的基础。因为在国际体系中，国家通过互动关系影响对方的行为却并不必然导致其享有共同的利益与价值观念。[2]（P7-11）然而，布尔及其他英国学派的前辈们在国际体系如何过渡到国际社会、世界社会的概念以及国际社会与世界社会的关系这三个问题上，并没有留给我们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首先，在国际体系如何向国际社会过渡的问题上，怀特仅仅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对国际社会的形成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国际体系想要过渡到国际社会，必须在国际体系的成员中形成一种文化认同。但事实是国际社会由于经济政治的现实需要，完全可以在没有共同文化的无政府状态中形成，欧洲国际社会的扩张便是明确的例证。布尔对怀特的观点做出了修正，他提出了国际社会形成的功能学说。他认为国际社会最终要实现一种国际秩序，为此就必须追求一些基本的或主要的目标：对会导致死亡或身体伤害的暴力行为加以限制；信守承诺；依据财产规则使得所有权具有稳定性，为此必须要有均势、外交、国际法等国际制度来保障这些目标的实现。当国际体系具备国际社会的这些基本的目标与制度之后，就可以转化为国际社会了。[3]但这种解释还是不足，因为布尔的功能学说还是很明显的建立在欧洲国际社会的出现及其发展议题上这种单纯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视角是很难回答欧洲国际社会扩展的问题的，也不能解释何时国际体系的全部或部分已变成了一个国际社会。

对此，布赞提出一种“共同身份”论来分析当代全球多元化的国际社会。他认为，当今的国际社会是一个混合体，它一方面源于拥有文化同质(gemeinschaft)的国际社会，该社会形成于现代欧洲，另一方面它也部分来源于功能主义(gesellschaft)过程，它反映了当今国际关系中不同文化在同一个国际体系中相互作用的一种进程。布尔的功能起源论仅仅是借用了沃尔兹的观点从来证明同质文化如何走向制度性结合的，而没有指明异质文化中的单位是如何走向制度安排的。因此，只有“共同身份”是才是国际体系走向国际社会的最好理由，共同规范、规则和制度最终必须产生共同身份或由共同身份产生，形成“我们性”(weness)。因为当区域国际社会扩展出本身区域进一步向全球扩展时，它所遇到的全球国际社会只能是多文化的不可能仅仅是一种制度性的结合。此时，维持全球国际社会的最佳纽带只能是成员间的身份认同。[4]( p327-352)尽管这种“共同身份”论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其毕竟打破了怀特的文化论与布尔的功能论的束缚，使得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过渡到国际社会成了自然而然的过程。同时，它还摆脱了纯粹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使国际社会理论立足于世界，从而得到了新生。

其次，早期的英国学派并不十分关心对世界社会的研究，也不试图去解决国际社会与世界社会的关系问题。例如，在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中，我们就几乎找不到世界社会这个名词。对此，布赞认为对世界社会的概念，尤其是世界社会与国际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解释的不足，是现存英国学派理论的最大缺陷。[5]他给世界社会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认为：如果说国际社会主要是国家间的关系的话，那么世界社会则将个体、非政府组织乃至整个全体人类作为全球社会身份与安排(globe societal identities and arrangements)的焦点，它排斥了民族国家的视角。在国际社会与世界社会二者之间的关系上，有学者认为世界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削弱国际社会，因为世界社会眼中的全体人类利益是统一的，国际规范与国际法对国际秩序有着强有力的调节作用，因而国家的主权这一国际社会的基础也就是短暂的，这也就注定了国际社会要成为人类历史的命运。布赞认为，尽管二者在某些方面看起来是相互对立的，比如说国际社会坚持无政府状态的假设、而世界社会则强调普世的人类利益，但从整体上看二者互为补充，互相以对方的发展为前提。因为没有世界社会观念与文化的支持，就不可能有国际社会的发展；同理，如果没有国际社会这一稳定政治结构的支持，也就不会有世界社会的存在。因此，尽管二者的发展并不必然同步，但它们仍然是携手并进的共生共存关系：国际社会为世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政治框架，使其摆脱了无政府状态的威胁；与此同时，世界社会也为国际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功能基础(gemeinschaft foundation)，使其最终摆脱了文化认同这一最基本的层次。[6](p346-352)布赞的这一努力，不仅使我们对世界社会获得了初步认识，而且深化了国际社会的内涵，从而发展了国际社会理论。

对英国学派研究议题的重新界定

在布赞看来，英国学派的宗旨应该是追踪国际社会的历史及其发展过程，揭示国际社会的性质与功能。[7]然而，英国学派在创立之初的研究范围却相对狭隘。根据其创始人巴特菲尔德的叙述，当时英国学派的目的是：寻找外交活动背后的基本规律，探求一国实施特定外交政策的原因，研究国际冲突的道德与民族原因，摸索促进国际关系研究科学性的方法。[8]也就是说，这一时期英国学派的主要任务是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对“国际社会”这一概念进行挖掘论证，它还远没有发展到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对现实具体问题的分析这一阶段。而且，当时的论证还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9] (p7)布赞对此进行了认真反思。他一方面关注对英国学派的理论进行实证分析；另一方面则试图在外延上进一步拓展英国学派的研究范围，从而使其尽力摆脱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具有的威斯特伐利亚“情结”这一通病。

作为一名杰出的国际关系专家，布赞的视野远远超出了理论本身，他敏锐的认识到英国学派的理论对现实的国际问题有着卓越的解释力。以英国学派对欧洲一体化的解读为例，早期的英国学派学者们并不关心这一问题，他们认为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由于受到地域的限制，只有可能局限在经济领域，因此它们不可能对国际关系的结构产生多大的影响。[10](p50)布赞摒弃了这个观点，他认为将英国学派与欧洲一体化研究相结合，会在很多方面产生富于创造性的成果，忽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一个严重的失误。[11]事实证明布赞的见解是富于远见的。长期以来，传统的欧洲一体化理论（如从事欧洲一体化理论研究的三个主要流派联邦主义、功能——新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等）专注于对策分析与经验研究，它们没有从整体上抓住欧盟内部治理体系的运行特征，低估了欧洲的外在环境对其一体化进程的影响。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思想则弥补了这些不足。它认为，就特征而言，欧洲一体化进程实际上是欧盟国际社会与欧盟世界社会共同起作用的二元进程，欧洲一体化的实践很大程度上是在这两种社会之间寻求平衡；从国际定位来看，欧盟国际社会是处于欧洲国际社会与全球国际社会之中的一个特殊的国际社会，这三种国际社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演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国际社会思想一方面用一种整体框架抓住欧洲一体化进程本身的特征，另一方面解读了这种进程的国际定位问题，从而解决了其它欧洲一体化理论的老大难问题。[12]以上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事实上，布赞对具体问题的关注远不止于此，在他极其擅长的国际安全领域，我们同样也不难发现国际社会思想在熠熠生辉。[13]布赞的这一努力，使英国学派的理论开始摆脱了初期的理论探讨与立论阶段，开始走向应用，从而极大的焕发了青春与活力。

不仅仅如此，在实证分析中，布赞还运用了国际社会理论对整个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挑战。在《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一书中，他尖锐的指出，当今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普遍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视为国际体系起源的标志，这种威斯特伐利亚“情结”有着五大弊端，即现代主义、非历史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无政府主义偏好和国家中心主义。其结果就是：无政府结构和均势行为的假设被植入国际体系的正常条件并且衍生出历史的其余部分；国家成为国际关系的定义性实体，其它的政治形式被边缘化了，严重地阻碍了国际关系学对世界历史的考察和对超越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关系形式的前瞻能力；不同于欧洲和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视角基本上被排除在国际关系学理论的建构之外。因此，学界要想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的新突破，就必须打破这种对国际体系的一维分析方法，使其走向多元，变得更加厚重。他认为，尽管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也不足以完全揭示国际体系在整个世界历史中是如何演进的，但它的国际体系概念比任何能在美国主流国际关系学界中所见的国际体系概念都要厚实，这种概念无疑有助于推进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布赞在该书中也进一步发展了国际体系的概念，他利用层次分析、部门分析与解释源这些概念工具将国际关系理论与世界历史融合在一起，并据此开辟一条对国际体系进行全方位阐释的道路。同时将史前的“前国际体系”作为探究国际体系起源的开端使得我们对世界历史认识的视野更为开阔。这些都使得国际社会理论得以继续与创新。[14]

在此基础上，布赞对英国学派在新时期的研究议题做了重新界定，认为它主要包括四个方向：（1）英国学派的核心理论研究；（2）对国际法、主权与干涉原则的探讨；（3）国际社会的历史研究；（4）欧洲一体化问题。[15]它们将进一步加强英国学派对自身理论的反思，促进其与其它理论的沟通，提升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从而为它在新时期的发展铺平道路。

对国际社会的价值取向及其主要制度的深化分析

与科学行为主义者完全排斥道德问题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不同，传统学派都致力于国际关系价值取向的研究，英国学派也不例外，怀特和布尔就是典型的例子：怀特曾经尖锐的批判了国际理论忽视了理性与道德因素，布尔则认为国际关系研究无法回避价值判断问题。[16]

然而，英国学派在价值取向上始终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化倾向，这集中体现在多元主义和社会连带主义的争论上。多元主义和社会连带主义之间的争论主要是围绕国际社会的性质(nature)和功能(potentiality)展开的。在国际社会的价值取向上，多元主义强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它认为国家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家的主权至高无上，个人的权利来源于国家，因此它反对借人权问题来干涉国家的内政。在多元主义者看来，国际社会只是对抗国际关系无序与混乱状态的工具，维持世界和平稳定的最好办法就是集体防御，世界社会的发展只能是对国际社会的威胁。与此相反，社会连带主义则认为国际社会是由普通的个人组成的，其基础就是人类道德的普世主义与意识形态的统一。在他们看来，个人也是国际关系的主体，国家拥有主权并不意味着它们就独立于国际社会，它有着保障其公民权利的责任与义务，当其无法履行这一职责时，不排除用人道主义干涉的办法来达到维护人权的目的，它鼓励国际社会向世界社会过渡。长期以来，学者们各执一端，使国际社会理论的范式始终难以统一，因而成为英国学派发展的一块心病。布赞为解决这一问题做了尝试性努力。首先，他指出多元主义与社会连带主义争论的实质就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应当起什么样的作用、应当如何起作用，而非是该不该起作用；规则与制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共享，而非是该不该被共享。因此，它们对国际社会功能与作用的争论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区分，其矛盾并非是不可调和的。其次，他还认为多元主义与社会连带主义都没有否定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事实，社会连带主义主张人权的重要性并不就此意味着他们就此完全否定了国家的主权，他们欢迎世界社会也不意味着他们就主张国际社会就此立即向世界社会过渡，多元主义也没有否定国家应当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17]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布赞看来，多元主义与社会连带主义之间的矛盾应当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而非是完全互相排斥的关系。他的这一努力使二者重新回到了理性主义的框架之内，避免了国际社会理论完全走向极端化的倾向，从而保持了自己的“中庸”特色。

制度规范着国家的行为，是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尽管自国际关系形成以来其思想、理念与实践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但是对国际制度的关注却是国际关系理论永恒的主题。[18]英国学派也不例外。他们认为，如果国家想要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就必须接受这些已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规则与制度。因为正是这些基于共同的习惯和条约基础之上的制度组成了国际社会的基本框架，进而调整着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并维持着国际社会的基本结构。[19]然而，英国学派的前辈们并没有从整体的角度对国际制度做出归纳与总结，他们只是分散讨论了不同的国际制度对于维持国际社会秩序的不同作用，其研究的议题的划分也没有统一的标准，这无疑阻碍了它对国际制度的研究步伐。布赞为解决这一问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首先，他试图确立英国学派在国际制度方面的研究对象。一般而言，“制度”(institutions)既可被理解为某一特定社会或共同体内部已形成的习惯、法律或行为关系（如主权、外交与国际法等），也可以被理解为因某一特定目的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和机制(regime)（如联合国等国家间政府组织与各种非政府组织）。布赞将前者定义为主要制度(primary institutions)，将后者定义为次要制度(secondary institutions)，并且认为前者即为英国学派的主要研究对象。[20]在此基础上，他将英国学派对国际制度的分析与新自由主义对国际制度的认识做了一番比较，并据此得出英国学派是从历史建构的视角出发、从政治军事层次对国际制度做出了独到的阐述的结论，并进一步认为它充实了国际社会的概念，使其内涵变得更加丰富。[21]布赞对国际制度的分析充分的运用了国际社会理论，凸显了英国学派的特色，也使其与其它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进一步区分开来。

结语

作为英国学派承上启下的学术代表，布赞既继承吸收了其前辈怀特与布尔等人的国际社会思想，又没有墨守成规、全盘接纳。他在敏感的把握理论与时代发展的脉搏基础之上，对其进行了再发展。尽管他的这种努力还存在着某种形式的缺陷，无法解决国际社会理论的所有问题，但这足以使英国学派获得新生：他对国际社会核心思想的再阐释使得英国学派的核心命题更加完整，更加清晰，内涵更加深刻；对英国学派未来研究议题的再认识，使得国际社会理论进一步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束缚，其视野也更加开阔，更加贴进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而且其发展的方向也更加明确；对国际社会的价值取向及其主要制度的深入挖掘，则更是统一了英国学派的理论范式，凸显了它的理论特色。从整体上看，布赞的国际社会思想既有对自身理论的深刻反思与超越，也有坚持与发展。正是在这种反思与超越、坚持与发展中，英国学派实现了自我突破，傲然屹立于国际关系理论之林。

唐小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交系教授（广州， 510420）

黄忠，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交系硕士研究生（广州， 510420）

参考文献

[1]参见巴里·布赞个人主页：http://www.lse.ac.uk/people/b.g.buzan@lse.ac.uk；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网对布赞的介绍，见http://www.irchina.org/xueren/foreign/Buzan.asp?cataid=21；刘德斌，《巴里·布赞其人和理查德·利特尔》（译者序），转引自[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第1­­-12页。

[2][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3] See Wight .System of states[M], Leicei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chap.3;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14-15页。

[4]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Structure Realism and Regime Theory Meet the English School[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ume 47,Issue 3, Summer 1993

[5]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sation[J],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转引自苗红妮著，《国际社会理论与英国学派的发展》，外交学院博士论文，2005年6月，第159页。

[6]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Structure Realism and Regime Theory Meet the English School[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ume 47,Issue 3, Summer 1993

[7]Barry Buzan.The English School as a Research Program: an overview, and a proposal for reconvening. BISA Conference, Manchester , December 1999, http://www.leeds.ac.uk/polis/englishschool/buzan99.htm.

[8]See Adam Watson, The British Committee for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ttp://www.leeds.ac.uk/polis/ englishschool/watson98.doc.

[9]Jacek Czaputowicz.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ts approach to European integration[J] , Studies & Analyses , VOl.Ⅱ,no.2(2003)

[10]Jacek Czaputowicz.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ts approach to European integration[J] , Studies & Analyses , VOl.Ⅱ,no.2(2003)

[11]Cited by Knud Erik Jorgensen, Blind Dating：The English School meets European Integration, http:// www.leeds.ac.uk/polis/ eng lishschool/jorgensen00.doc.

[12]Thomas Diez and Richard Whitman. Analyzing European Integration, Reflecting on the English School: Scenarios for an Encounter, COPRI-Working Paper 21-2000, http://www.leeds.ac.uk/police/englishschool/ diezwhitman00.htm.

[13]See Barry Buzan, Asia: skepticism and optimism, http://www.irchina.org/xueren/foreign/view.asp? id=161; Barry Buzan and Ana Gonzalez-Pelaez,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FTER IRAQ, For Pan- European Conference, The Hague, September 2004, http://www.sgir.org/conference2004/papers/Buzan%20Gonzalez-Pelaez%20-%20International%20Community%20after% 20Iraq.pdf.

[14]参见[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序》，第1-3页，正文部分第15­­-40页、第60-141页；刘德斌、任东波，世界历史的视野与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建：来自巴里·布赞的挑战[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4），17-23；张振江，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之比较[J]，欧洲研究，2004（5），38-51。

[15]Barry Buzan, The English School as a Research Program: an overview, and a proposal for reconvening, BISA Conference, Manchester , December 1999, http://www.leeds.ac.uk/polis/englishschool/buzan99.htm.

[16]参见[英]马丁·怀特.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1966年）[A]，[英]詹姆斯·德·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第17-37页；[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序言，第15页。

[17]Barry Buzan, Rethinking the Solidarist-Pluralist Debate in English School Theory, http://www.leeds.ac.uk/polis/ englishschool/buzan02.doc;Jacek Czaputowicz.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ts approach to European integration[J], Studies & Analyses, VOl.Ⅱ, no.2(2003), p.42.

[18]K. J. Holsti, The Institution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ontinuity,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http://www.leeds.ac.uk/ polis/englishschool/holsti02.doc .

[19]Janine Kissolewsk , Norm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English School meets constructivists, http://www.leeds.ac.uk/polis /englishschool/ kissolewski00.doc.

[20]Cited by Samuel M. Makinda, Security Between Terrorism & Counter-Terrorism :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erspective, presented at the 5th Pan-Europe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ference in Den Haag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9-11 ,September 2004;Barry Buzan, The Primary Institution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http:// www.leeds.ac.uk/polis/englishschool/buzan02b.doc;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394－400页。

[21]Barry Buzan, The Primary Institution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http://www.leeds.ac.uk/polis/englishschool/buzan02b.doc.